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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“五星级酒店隔离”无锡“送车厘子、白草莓”但争议来了

详细介绍

  2月23日0-24时,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5例,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4例,涉及内蒙古、北京、辽宁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苏、云南、黑龙江、河北等10余个省份。

  疫情之下,隔离早已成为一种“习以为常”的生活,不同城市的表现,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。

  日前,无锡“隔离物资内卷”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。网友分享的照片中,既有价格不菲的车厘子、白草莓等“超规格”物资,还有鲜花、图书、玩具等照顾“精神需求”的物品,令网友直呼“隔离界的天花板”。有人评价,“无锡硬生生将枯燥无味的隔离生活,变成了像是在五星度假村休假”“真正做到了防疫有温度”。

  苏州则是靠豪华五星级酒店冲上热搜。早前,有驰援苏州医护人员晒出照片,其住宿“标准”是苏州工业园区内的W酒店、希尔顿、洲际、凯悦和香格里拉酒店,“几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五星级酒店,苏州都给安排了”。当地媒体直言苏州“‘壕’有心”,“点赞苏州的待客之道”。

  苏锡都是东部经济发达城市,在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的前提下,满足更深层次需求,安抚隔离民众情绪,本无可厚非。

  但也有人质疑,防疫还是要看能否精准快速控制疫情,如此“画风”掩盖了关键问题。况且,苏锡有的,其他城市想学也学不来。有关疫情防控的又一场讨论由此展开。

  去年年底,西安遭遇自武汉疫情发生以来,在超大城市发生的“病例最多、规模最大”的本土疫情:2021年12月9日,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出现;12月23日,全市小区(村)、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;12月27日,防控措施再度升级,暂停之前2天1人外出采购物资的政策。

  当天,网上不断出现“家里没菜”的声音,“西安买菜难”一度登上热搜线日西安各区县向市民发出配送菜品的公告后,到第二天,仍有人反映“未收到菜、被通知需要继续等待”。

  今年1月7日,深圳报告2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,并在第一时间开展治疗、隔离、管控等工作。与此同时,有网友晒出封控区内的物资供应情况,“五菜一饭一汤”“全免费”的配置令人感到,“各地方开始卷起来了”。

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,各地财力不同、物资保障水平不同、社区治理能力不同,均是影响各地防疫物资供应能力的先决因素。

  财力水平的不同能直观反映各地客观条件的差异。仅从2021年GDP万亿级城市财力来看,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4258亿元,居于第三位,苏州则以2510亿元仅次于深圳。虽然西安去年财政预算收支尚未公布,但从1~11月情况来看,西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796.74亿元,远低于深圳、苏州两市。

  一个更为具体的指标是,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经费保障工作,深圳在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大幅增加市本级预备费资金,从上年39亿元增至60亿元,统筹用于抗疫等支出需求。而在同一项资金上,西安2021年仅安排8.3亿元。

  另外,捐赠作为基本生活物资的一种来源,意味着市民富裕程度也可能影响物资供应水平。

  若简单参考人均GDP指标,2020年,无锡以16.58万元居于万亿城市榜首,苏州、深圳分别居于第4、第5位,西安则以7.74万元居于末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藏富于民”也使无锡物资供应拥有更多民间力量加持。

 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陈曦曾研究指出,在新冠疫情下,城市保障供应体系的短板之一,集中体现在制度建设不足上。

  其认为,由于商品的供应和价格主要由政府部门进行系统性调配,保供应、稳物价等应该是一个由商品源头到市民餐桌的全供应链操作。这导致政府难以独自承担完全责任,还有赖于建立完善的保障供应体系,从制度层面综合协调物流、商超、农贸、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全方位配合。

  换句话说,政府通过有效调度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,有可能弥补城市在物资供应能力上的不足。

  在反思西安时,曾有人指出,市民的发声,政府听到了、也在行动,蔬菜就在路上,但由于配送机制和人员调配失当,应急预案缺乏,导致政府响应大打折扣。特别是在西安防疫工作中,一些社会力量组织虽积极性高,但参与度不高,导致物资运输力不从心,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
  自2月4日在返乡人员中发现首例阳性人员以来,截至2月22日24时,百色共有确诊病例220例。对于这座人均GDP仅3.7万元的边境小城而言,物资紧缺、人员紧缺,成为摆在面前的头号难题。为此,百色多地曾开放接收社会捐赠渠道,却“得不到热搜和关心”。

  在这样的背景下,对于前来驰援的抗疫一线人员,当地市民自发组织后勤服务、开展“春节支援抗疫工作”,拿出自家特色美食、调动当地餐饮企业力量,解决用餐的燃眉之急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色因财政实力受限而造成的物资供应水平不足。

  资金的缺乏导致百色难以照搬发达地区城市的经验,并在有限条件下摸索出适合自身的做法。但反过来,这也不意味着,百色的做法就能够照搬到其他城市。

  马亮指出,评价一种政策的好坏,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仔细研判。作为局外人、甚至当地市民,都很难判断某种做法是否得当。更重要的问题是,能否符合当地发展需求,特别是有效推进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防疫政策。在此基础上,各城市应发挥自身长处、尽可能弥补短板,建立更因地制宜的物资供应制度。

  疫情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。一定程度上,疫情下城市提供什么样的物资,是最容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衡量标准,也最能直接展现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  此种情形下,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原本作为一种应急的手段,极易异化成一种“攀比”的指标,甚至成为城市吸引人才、展示形象的“筹码”,也在所难免。

  在马亮看来,这种做法本身无伤大雅,对于城市发展也所有助益。但一个前提是,不能被城市管理者滥用,以致出现疫情防控措施过当的情形。

  比如,对于一些城市,实行“一刀切”的防疫措施、或隔离措施被不合理地“升格”后,“高规格”的生活物资供给变成安抚市民情绪的一种手段,沦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“遮羞布”。但本质上,这并未改变政策过分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的事实,反而会带来更多隐患。

  马亮认为,地方政府在“秀关怀”的同时,也要有一定限度,量入为出、理性、通盘地加以考虑,“倘若不合时宜地提高市民期望,再想推进工作可能会很困难”。

  而对于不同城市的物资供应水平差异问题,从全国层面来规范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可能更为紧要。

  在马亮看来,随着疫情散发性、偶发性特征愈加明显,有必要通过明文规定,规范隔离费用、提供物资供应通用原则和底线,比如制定清单或者标准,保障民众隔离期间生活不受影响、维持基本生活水准。对于更多缺乏防疫经验、政府治理水平较弱的城市,这将有更大的指导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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